汴州地处中原腹地，水陆交通便利，自古就是兵家必争之地。唐代汴州承担着拱卫东都洛阳、转输江淮漕运、屏障河朔藩镇的重责，不容丝毫疏忽。因此，唐朝廷对汴州的军事地位逐渐重视，尤其是安史之乱后，不但将汴州地区作为中原地区军事布局体系的重点。对于军事地理，中国古代文献称为“地利”、“形胜”。《孙子兵法》中的《地形篇》、《九地篇》提出了“夫地形者，兵之助也”等关于军事地理的著名论断，辩证地论述了地理因素在军事行动中的作用，认为地形与作战有密切的联系，强调将帅要重视对地形的研宄。

纵观古今，军事战争和地理环条件关系密切，地理条件影响着区域间军事体系的部署、军事形势的进展甚至军事战争的成败。因此，若要解构忭州的军事防御布局以探究唐代汗州的军事地位，必须首先明晰汁州及其周围地区的军事地理。就唐代而言，唐朝廷只有充分考虑忭州的军事地理形势，才能在汁州进行有效的军事部署。

自设立之日起，唐代忭州所领县在不同的时期就有所增减。唐代中期以后，作州辖区基本稳定，领有开封、浚仪、陈留、雍丘、封丘、尉氏六县，“州境：东西一百九十六里。南北二百三十五里。八到：西至上都一千二百八十里。西至东都四百二十里。南至宋州三百里。北至滑州二百一十里。东北至曹州二百四十五里。东南至陈州三百一十里。”事实上，从开元十五道设置直到唐灭亡，沐州的所领县和州境再无变化。

由唐代沐州辖区可知，汗州正当中原腹地，位于今河南省中部地区，北濒黄河，南通江淮，东接山东，西达郑洛，地处华北平原与黄淮平原的交接地带，居黄河冲积平原西部边缘，四周平坦开阔，地势低法。如此地理地形，从军事角度考量，是一把双刃剑，利则通达天下，弊则四战之汇。

就利而言，作州交通四方的地理位置对其军事地位的上升起了助推作用。在中国古代棋盘型的军事地理格局中，沐州所属的中原地区居于至关重要的地位。作为中华文明的冠盖所在，中原地区四通八达，控御全局，堪称中国古代第一战略要地。历代王朝兴衰更替之时，中原地区的局势左右着天下的大势走向。进图天下，得中原者得天下六分，中原的局势关乎问鼎天下的四方角逐；定安天下，稳中原者稳国家中枢，中原的治乱关乎国家的长治久安。

而汁州地区作为中原地区的重要组成部分，位于中原腹地，战略地位自然不容忽视。作州战略地位最突出的表现是交通。作为中原地区重要的交通枢纽，汁州交通东西，连接南北，“夫陈留，天下之冲，四通五达之郊也”。作州的这种交通优势，在隋通济渠开凿之后得到了最大程度的发挥。及至唐，作州凭借发达的水陆交通发展成为中原地区的一大城市，成为唐代作河漕运的必经区域，战略地位非同小可。同时沐州平坦的地势利于攻战，自然成为唐朝廷在中原地区军事经营的重点区域。

就弊而言，作州的平原位置致使作州的军事防御体系十分脆弱。中原地区的平坦开阔的地形决定了其易攻难守的军事形势，故而据守中原比据守山川河谷之地要困难得多。战乱纷争之时，中原地区容易四面受敌，成为动荡的交汇之地。缘此，中国古代历朝历代对中原地区的军事防御都特别重视，混乱时期尤为突出。而作州也面临着这一难题，一方面，沐州战略地位重要，是历来兵家逐鹿中原的必争之地；

另一方面，沐州四周无高山险川可凭，易攻难守，被称为四战之地，脆弱的自然军事地理使得汁州的军事防御能力几乎为零。如此一来，汁州地位的重要性和防御的先天薄弱性构成了一对矛盾，若不能有效地解决这对矛盾，不对沐州精心部署经营，在军事争夺中汗州很容易被迅速击垮，几乎不可保。

唐代，汁州承担着屏障东都洛阳、转输江淮漕运的重责，不容丝毫疏忽，有鉴于此，唐朝廷对作州的军事经营逐渐重视。唐朝廷不但将汗州地区作为中原地区军事布局体系的重点，后期更以宣武重军驻镇于此，以保障汁州的安定和江淮漕运畅通。汗州的军事地理对隋唐时期沐州的军事体系部署、防御战略调整、军事地位变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隋初，作州仅为中原地区的一个重要州郡，大业元年开凿通济渠后，作州因控遏通济渠咽喉，军事地位逐渐凸显。

安史之乱后，考虑到中原地区和作河运线的重要性，唐先后在作州设置河南节度使、汁州都防御使、作滑节度使和宣武军节度使，作州逐渐发展为区域性的行政中心、黄淮之间军事重镇。唐德宗建中二年，出于军事防备的需要，唐德宗命永平节度使李勉兼汁州刺史，重筑汁州城，沐州面貌焕然一新。兴元元年（唐朝廷为防遏河朔藩镇、保证漕运畅通，更是以宣武重军入驻作州。

唐末，朝廷威信荡然无存，朱温入镇宣武，唐朝廷已无力插手作州事宜。随后朱温以作州为其大本营的据点，扫平各方势力，最终还以作州宣武军的力量代唐建梁，定作州为都，“升作州为幵封府，建名东都”。此后至北宋，汁州迎来了极盛时期。沐州的军事交通路线。中国古代军事交通线指的是当时的水陆交通系统。

和平时期，水陆交通系统承载着交流人员、物资和信息的重任；战乱时期，侧重为战争服务，利便全国的军事力量和物资调度，因此交通线路的军事交通功能是交通系统整体功能的主要组成部分。鉴于古代水路交通系统对军事的巨大影响，若要探宄唐代汗州的军事布局体系以定位其军事地位，就有必要对作州的军事交通路线进行相关梳理。

唐代汗州地处水陆要津，四通八达，是各方物资的转运汇聚之地，战略位置重要。尤其是隋唐大运河开通后，作州因扼守通济渠上游咽喉地区，一跃成为国内水陆交通重镇。中唐刘晏改革漕运后，作州更成为了紧握国家经济命脉的总关卡。古代中国陆路交通的主干线就是全国的主要官释大道。唐代国家驿道系统相当完善，西以长安，东以洛阳为干线主轴，东西两端分别以汁州和岐州为延伸点，这四个点辖射四方构成了全国交通的网络主干。

作为唐王朝东方的重要交通据点，汁州地区通达四方。具体而言，由忭州西行经郑州达洛阳，再过陕州、华州直达唐王朝统治中心长安；东行直达宋州、徐州和海州；北行经滑州、澶州可延至魏州，继续向北可通河北、辽东；南行经许州、陈州，可到达蔡州、安州和鄂州。不可置否，位于唐代陆路交通东西向主干线上的作州，军事交通位置极为重要。东西向。忭州作为交通四方的枢纽，是唐代陆路释道的咽喉之地。据李吉甫《元和郡县志》所载，在京师长安通往各州的干道中，作州位于东释路的途中。

从长安东行经京幾道华州，过潼关、河南道虢州至都纖道洛阳，再向东、东南、东北行复有三条主要驿道，而其中两条都必须经过汁州，其一，从长安东行经郑州进入河南道，到达作州后，继续东行可至曹、究、溜、青、莱、登州；其二，从长安抵达沐州后，由作州分道东南行，经宋、宿、泗三州可至淮南道的楚州、扬州。此外，自作州东行，不仅可达徐、海两州，还可通齐、青二州，这条线路也相当重要，可与沿黄河南岸东行抵达齐青的干道媲美。同时，沐州还是淮左通往长安的干道上的必经之地。由于交通地位重要，汁州成为唐朝廷控制东方地区的重要据点。

南向。由作州南行所经地区依次为许州、陈州、蔡州，再南则为申州、安州和鄂州。宪宗元和年间诸军进讨淮西吴元济时，鄂岳观察使的军队曾经由安州进讨。北向。唐时作州通往河北的干道主要有两条，其一是西北向，取滑州渡白马津，至黎阳抵达相州；其二是东北向，取濮阳德胜渡至顿丘，抵达魏州。唐中叶以后，治魏州的魏博节度使成为河北第一强镇，魏博军南渡灌阳津就可直接抵达沐州，从汁州东北行过滑州、澶州可抵达魏州，汁州通过魏州和河北地区有了直接的接触，沐州被推到了与河北藩镇对抗的第一线，控制作州也就意味着在东都洛阳和河北藩镇之间竖起了一道军事屏障。因此，对汗州进行军事经营确有必要性。

陆运和水运是中国古代最基础的两种交通方式，但由于陆路交通需要修筑驿路，对配套基础设施的要求较高，远不如水运便捷，因此相较于陆运，水运在古代中国中占据着更为重要的地位。出于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方面的考虑，历代均非常重视国家的水路交通建设。唐王朝在隋运河的基础上，对国内的水运交通进行了进一步的完善和疏浚，形成了系统的全国水运交通网路。

从宏观水运交通体系而言。隋唐大运河的修通，连接了众多自然水系，在全国构建了一个完整的内河航运网，西通河洛，东达江海，促进了国内各地区之间的商旅往来、物资运输和文化交流。而炸州恰恰位于全国水运交通网络的主干道之上，“自古东西路，舟车此地分”，是全国各地向都畿区和关中地区转运物资的必经之地。具体来说，作州的水运地位主要表现在交通运输、经济和军事三个方面。

交通运输方面，沐州是全国水路交通干线的重要枢纽。唐代，自洛阳南下，多取道作州所临的汁河。当时，日本等邻国派来的“遣唐使”大多溯忭河过作州北上抵达长安、洛阳，唐代所派出的使者也自两京经沐州南下或东进，进而出海与域外诸国联络。来自海外的官私商旅、留学生以及传教者等，也由此道走向全国各地。经济方面，忭州主要发挥着漕运中转站和物资供应站的作用。江淮漕运自南运来，经忭河多由汁州转运两京；作州交通的发达促进了商业的繁荣，为长安洛阳乃至关中等物资供不应求的地区提供大量财赋。

军事方面，隋所开通济渠将中原、江淮及河北三大地区紧密地联系起来，形成了一个以洛阳为中心，北达河北平原，南至太湖流域，西接关中盆地的庞大水运交通体系，这一水运交通体系的形成不仅促进了全国经济、政治的大交流，更具有重要的军事战略意义。唐朝廷借助这一水运体系构建、调整、完善其在中原区、河朔区、江淮区的军事布局。汁州地区恰处于这一水运交通体系的核心集结点，因而成为唐朝廷控制中原地区的重要军事交通据点，控遏河朔区的军事屏障地带，保证江淮地区漕运畅通的军事重要地区。